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仅将裁判文书张贴于法院的公告栏内，对于绝大多数民众来说，就是将它隐藏于茫茫大地上某一个角落密密麻麻的纸片之中。

[112]在这种情况下，立法者的形成空间非常大，司法审查的任务只在于审査其有无逾越政治决定权力的界限即宪法的框架。[8]Vgl. Bettina Stoitzner，Die Lehre vom Stufenbau der Rechtsordnung，in。

所以，规则一原则模式必须证明两者之间具有质的差别。自然法学关于法律体系之设想的基本要点有两个：其一，体系的出发点在于某些不证自明的自然法原则（公理）。1.原则作为柔性价值体系 柔性体系首先意味着一种客观价值秩序。[43]综上，依照默克尔的理论脉络，法律体系的理想结构在概念上至少由三个阶层组成，从上到下依次为起源规则、具体规则（行为规则与权能规则）和实施行为。前引[15]，Robert Waite书，第 53 页。

[3] 无论作为认知的对象对于认知本身有无制约作用，将法律体系的模式视为主要是法学建构的产物大体能够成立。由于将强制视为法的必要要素，默克尔认为符合这一要素的实施行为同样是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Vgl. Adolf Merkl，Prolegomena einer Theorie des rechtlichen Stufenbauesin:Alfred Verdross（Hrsg.）,Gesellschaftt Staat und Hecht-Untersuchungenzur Reinen Rechtslehre，Wien: Springer，1931，S.261-262）。现代社会生活的中心是在钢筋水泥组织的城市当中，钢筋水泥透不出一点人情味，人与人之间的淡漠和彼此防范所造成的心理隔阂恐怕要比钢筋水泥还要深厚。

而这种权利维护，一方面导致了诉讼的爆炸和司法功能的过度凸显，另一方面，与权利有关的司法判决结果通常都是你死我活的，权利的概念所要求的似乎是完全的满足。然而，这一普遍性的理想其实只体现了现代自由主义民主工业社会的价值和制度，它只遵从西方的标准，而很多第三世界的国家从前和将来都不可能生活在西方式的社会里，这种理想就无可避免地成为乌托邦，成为大多数无法达到的标准。（二）最低限度的道德标准与基于人道原则的人权[30] 米尔恩教授认为，作为一种实用性和政治性的话语，人权概念并没有得到缜密的分析和审视。[32] 还有其他学说，中国学者的探索，以张恒山教授提出的不损害他人为代表，参见张恒山：《人权的道德基础》，《法学研究》1997年第6期。

这一定义的危险后果有三：（1）使得人权的注册成本太低，随便什么利益和需求，只要和人牵扯上关系，就可说自己是人权，而各种批评和反驳的声音都被认为是不正确（这是人权宗教化的一个体现。因此，人权应当置身于个体所处的社会语境中，在个体与国家关系、个体与社会关系以及个体与个体关系的语境下理解。

公正、人道、向善避恶的元规则，实际构筑了人权的道德基础，将人权回归到个体——他人、个体——共同体的道德关系中，重视权利与义务的对称。米尔恩并不否认普遍性人权的存在，但强调这一人权应该是最低限度的，来源于任何一个共同体想要存续所必须依赖的道德。启蒙思想家们以天赋人权来包裹人，并确证天赋人权对于国家的优先性和终极性，以防止人被国家以任何理由、任何形式加以侵害。这也正是尽管利益冲突激烈但人们仍能普遍认同人权的缘由所在。

人们不断在经济上主张经济自由，在政治上要求个人权利，在精神上推进宗教改革，最终彻底抛弃了古代身份传统，培育起现代意识，并建立起与原子化个人相适应的现代政治体制，为越来越多的个体开创了谋取个人美好生活的可能。[6]这就是人权凭借其人作为人就能享有权利这一简单而富有力度的界定升华为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的基本逻辑，也是其公共性证成的基本逻辑。没有道德就没有社会生活。[17]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5页。

的确，现代权利观念的发达，往往使人容易忘却或误解另一重要概念——义务。诚如汪晖所指出的： 在这样一种复杂而流动的社会关系中‘寻求共识、创立规范、为‘权利的平等奠定哪怕仅仅是理论的基础也是极为困难的。

义务是人权公共性的基础，权利是人权革命性的指向，权利与义务的协调正是人权的公共性与革命性的理想结构。但开头总是最难的，尤其将人权事业嵌入到高度复杂的社会转型中时，注定是命途多舛的：一方面，当前中国仍然处于人权的启蒙期，改革开放短短三十年，并不能一朝释放数千年的权利压抑。

然而，作为一种最原始的存在，个体意识因个体欲望而源源不息地与身份制相抗衡，并不断壮大着。如果公正被破坏，所有价值和游戏规则都将混乱、无以为继，最终导致人心失衡和社会崩溃，故而，公正必须被引入作为人权理论的一个普遍有效的检验标准——公正是任何权利获得普遍有效性的唯一条件，也是权利获得正当性的唯一根据。[24] 这种自由观是以第一层自由，也即个体自主性为本位的，这就构成现代权利理论的基本理念，也是个人主义立场的彰显。这个权利悖论是价值混论和社会失控的根源——随便什么自由和利益要求都可能通过足够凶猛的嚷嚷闹闹而被搞成人权，而各种批评被认为是政治不正确。个人主义的根源，既有理性缺乏的一面，又有心地不良的一面。而作为共同体立基之本的普遍道德，实际上来源于人作为理性人的尊严。

对于关系而言，它的元规则是公正。[33] 刘茂林、秦小建：《人权的共同体观念与宪法内在义务的证成——宪法如何回应社会道德困境》，《法学》2012年第11期。

在马里旦的学说中，存在一个从个体本性认识到群体共识的转换过程。不仅要满足当下热切和紧迫的利益诉求，还应以战略的眼光进行有关权利法治的远景规划。

[29] 对于可能生活的论证，具体参见赵汀阳：《论可能生活：一种关于幸福和公正的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原子化的个人萌生于中世纪以来不断增强的个体意识，并经工业革命的洗礼，最终在快速发展的工商业和资本主义中得以完全成型。

因而在人权哲学中，从元规则推导出权利义务的对称与平衡，实际上背后隐含着元规则的自我救赎，即以一种审时度势的姿态，克服自我僵化的倾向，确证与时代形势发展最相适宜的规则方案，并最终实现元规则的内部动态平衡，得以永葆其生命力。[11] 归根结底，人权所陷入的此种境地，与它作为革命性话语所固有的充满激情而极易情绪化的特征关联甚大。所谓共和国的理想，不过就是个体私利的集散地。为防止此种情况的发生，在理论上还必须坚持人权的无条件获得性，每个人可以无条件地平等地获得人权，但同时需要将人权的获得与享有区分开来。

[16]人为了满足其生存和发展，必然会基于其不同范围、不同程度的需求参与到社会生活中，从而形成相应社会关系。权利是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过程中身份不断淡化、个体不断崛起的产物。

人是具有内在价值的主体，依据最低限度道德所承担的义务虽然在形式上给人提出了要求并设置了限制，但这一限制的终极目的仍在于使其享有作为共同体成员的权利。当这样被指示的人在各方面都行不通而碰壁之后，他们就开始相信人权的破产了，从而产生了人权厌恶论与人权怀疑论，这正是现代文明危机最令人吃惊的征兆之一。

人类开始从集体化的生活中走出来，开始了大规模独立生存的尝试。以一种历史的视野观察，整个人类史，就是个人与社会（共同体）关系的变迁史。

正是通过对两难的结构性调整，才实现了社会的螺旋式发展和动态稳定的协调。[13]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1-62页。因而，这一人权并不是自然法学说所强调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手段。[4] 参见刘茂林、秦小建：《人权的共同体观念与宪法内在义务的证成——宪法如何回应社会道德困境》，《法学》2012年第10期、 [5] 关于西方文明的整体性危机，施特劳斯、韦伯、伯尔曼、马里旦等思想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论证，诸种思想的内在一致性在于，西方文明的形而上根基被理性所僭越，人的存在失去归属，世俗生活庸俗化。

易言之，只有当群体对于自然法人性的认知达成一致共识时，此种人性需求方可成为权利。在本体论意义上，自然法是以人的本质为基础的，人的本性拥有一种可以理解的必然性结构，这一结构给人的行为提出了一种理想性的命令。

很明显，孤立的个体并不需要权利。这就使得社会进一步丧失了对话、沟通和妥协的可能，由此陷入社会分裂的恶性循环。

这些原则为所有共同体所共同具有，而不论它们之间有何差别。人权就是这种原子化个人独立人格的彰显。